Diu means fuck/ Diu to me five star flag —— 摘录〈Nono〉
用英文拼出广东话的脏话,这样的诗、这样的愤怒,只有香港人才写得出来吧。
黄裕邦说,香港有很好的导演、歌手,也有很好的中文创作,但用英文创作的香港人,又是写同志,目前好像没有,他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存在。
不过以诗写同志题材,已是小众中的小众,又是以英文创作,读者可想而知又更少了。黄裕邦说他的诗集数量不多,很不好买,不过他也说自己写诗,「从来不是为了要给人看懂才写的。」连妈妈都是透过翻译本读他的诗。
「我喜欢做一些没有结果的事。」访谈时,黄裕邦不只一次这么说。他说在香港,做什么都要有结果,香港人的时间很宝贵,几十分钟内就要把事情做完,总是以结果来决定做事情的投入程度。
他也说,香港大众参与活动,在脸书上按赞的人很多,但真的出力的人很少。前阵子台湾女性主义书店「女书店」面临财务困境,黄裕邦特地做了诗卡,把自己的诗〈粉红之必要〉翻成中文印在小卡上,收入全数捐给女书店。但买的人不多,联络了记者做报导,却被对方回以「为什么香港人要关心台北书店的事情?」他惊讶又生气,「你是记者啊,台湾人也关心铜锣湾的事情呀。」
「要香港人走出舒适圈,是很不舒服的。一天工作16个小时,工作那么辛苦,那么多压力,为什么我要跳出来?为什么?我能得到什么?」一连问了三次为什么,好像要把香港人用尽全力生存的疲累,与对环境的无能为力,全数发泄出来。
作者: PrinceEli 时间: 2018-1-19 13:06
在那样「直」的空间里,作一个小众
写诗既然不求结果,当然也就不能赖以维生,写作以外,黄裕邦在大学教文学与文化研究。我以为在校园,教的又是文学和电影,对他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如鱼得水的空间,但听起来却没那么简单。
「我在我们系所,是唯一一个gay,其他的29个同事怎么看我、觉得我是什么,这是我会担心的。他们讲的东西,不是我讲的东西;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我的生活呀......他们的生活有一个模式,结婚、有家庭,很开心,可是我没有啊。 」
黄裕邦说自己是绝对的小众,作为香港人,在大学的英语系里不像白人学者那样的受尊敬;爱的是同性,他却不能结婚,也没有能和伴侣在婚后共享的住房、健保福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