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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PrinceEli 于 2018-1-19 13:05 编辑
【专访】關鍵評論網 一个香港同志诗人的自白:烦闷、无结果,但我沉溺其中 2017/09/15
点开香港诗人黄裕邦(NicholasWong)的脸书,「关于我」的那栏,写着「有宠物的诗人」(poetwith pets),配上与最爱的柯基合影的头像,令人不觉莞尔。在旅行时习惯用手机纪录美食,看到橱窗里漂亮的西装会嚷嚷「真系好钟意好钟意」,而遇到议员暗喻同性恋为「畜牲」时,也毫无掩饰的表达愤怒,这样的黄裕邦,让我感到莫名的亲近。
2016年6月,黄裕邦的诗集 《Crevasse》(中文译名:《天裂》)得到美国LGBT文学奖(Lambda Literary Award)男同志诗歌组首奖。不只是香港首例,也是第一次有亚洲作家获得这个奖项。
虽然拿到国际大奖,不过台湾读者对他仍然相当陌生,这次受邀来台参加同志公民活动「有志艺同看见爱」,是他第一次公开在台湾介绍自己的创作。担心没有人来听讲座,活动开始前他像个孩子一般问个不停:「会不会有人来呀?」 「会不会听不懂我的国语?」陪他一起来的姊姊说,这次来是试试水温,看看台湾的读者反应如何。
穿着宽大的运动衫和白布鞋,黄裕邦看起来很潮很时髦,背着之前在北美馆买的菱形黑色后背包,他很得意地说,背着这个包走在香港街上,短短几步路的距离,就被3个人问这包在哪里买的。
「香港买不到这种包包。」言谈间充满了对台湾的向往,他自己都承认对台湾有种憧憬—— 台湾人好像比较愿意去看书,台湾男生说话好像特别的柔,连中文对于他,都有股带着距离的魅力。作品《Crevasse》明年2月要出中文译本,特地在香港找人翻译,黄裕邦说原来的诗翻成中文之后,意象很好,不像翻译,倒像是全新的作品。
提到拿下同志文学的大奖,他开玩笑说就是「强迫我和全世界comeout(出柜)啰。」当接下刻着男同志诗歌组的奖座时,不管喜不喜欢,「同志诗人」这个称号也就此与他如影随形。
对于逃不开的标签,黄裕邦说自己并不讨厌,反而因为这个标签,许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媒体、艺术家们找上他,多了报导和跨界的合作机会,我这才知道,原来标签也能带给人好处。不过他说,自己不会只写同志、或是性别政治,他也会写旅行,写其他关心的议题,像是雨伞运动之后的香港,只是「是以酷儿的角度去写」。
他也写父亲,在出柜后与他维持一种「不讲不说」却又心知肚明的微妙关系。
虽然写的是英文诗,黄裕邦其实从未在欧美,或是其他英语系国家住过——事实上,他说自己从未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待超过2个礼拜。用英文写诗,单纯是因为自己读的作品、还有写作训练都是以英文为主。
高中时读的是理组,从小也不是特别喜欢看书,黄裕邦的文学启蒙一直是到某天,在一间独立书店读到美国的同志小说,而这一本书又带着他到另一本书去,就此进入读诗、写诗的世界之中。
可能不是按着传统训练,他的诗带着毫不拘束、横冲直撞的调皮。他说自己喜欢偷字,创作时总把自己圈在书堆之中,在书中寻找能表意的字词,就好像在超市买菜,东挑西拣的,准备要做出一桌的好料理一般。
讨厌陈腔滥调,现在在香港教育大学教书的黄裕邦,总是要求学生写出「没人写过的东西」。他用英文写诗,诗中却夹杂广东话脏话,文法也不对,但他说你可以去「酷儿」一种语言、一个文化,甚至是去「酷儿」一座城市。「酷儿」之于他,指的不只是性倾向,而是一种状态:去颠覆、挑战现况,去探寻有没有另一种可能的存在。
Diu means fuck/ Diu to me five star flag —— 摘录〈Nono〉
用英文拼出广东话的脏话,这样的诗、这样的愤怒,只有香港人才写得出来吧。
黄裕邦说,香港有很好的导演、歌手,也有很好的中文创作,但用英文创作的香港人,又是写同志,目前好像没有,他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存在。
不过以诗写同志题材,已是小众中的小众,又是以英文创作,读者可想而知又更少了。黄裕邦说他的诗集数量不多,很不好买,不过他也说自己写诗,「从来不是为了要给人看懂才写的。」连妈妈都是透过翻译本读他的诗。
「我喜欢做一些没有结果的事。」访谈时,黄裕邦不只一次这么说。他说在香港,做什么都要有结果,香港人的时间很宝贵,几十分钟内就要把事情做完,总是以结果来决定做事情的投入程度。
他也说,香港大众参与活动,在脸书上按赞的人很多,但真的出力的人很少。前阵子台湾女性主义书店「女书店」面临财务困境,黄裕邦特地做了诗卡,把自己的诗〈粉红之必要〉翻成中文印在小卡上,收入全数捐给女书店。但买的人不多,联络了记者做报导,却被对方回以「为什么香港人要关心台北书店的事情?」他惊讶又生气,「你是记者啊,台湾人也关心铜锣湾的事情呀。」
「要香港人走出舒适圈,是很不舒服的。一天工作16个小时,工作那么辛苦,那么多压力,为什么我要跳出来?为什么?我能得到什么?」一连问了三次为什么,好像要把香港人用尽全力生存的疲累,与对环境的无能为力,全数发泄出来。 |